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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兴亡(xīngwáng)百变物自闲，富贵(fùguì)一朝名不朽。细思物理坐叹息，人生安得如汝寿。” 这是苏轼名诗《石鼓(shígǔ)歌》的最后两句，由石鼓及人，写尽“小我”在大历史面前的无奈。诗中的石鼓被网友视为“九大镇国之宝(guózhībǎo)”之首(shǒu)，康有为这样提起它：“石鼓即为中国(zhōngguó)第一古物,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。” 石鼓出土于唐初，地点在凤翔府(fǔ)陈仓境内的陈仓山北阪（今陕西省(shǎnxīshěng)宝鸡市石鼓山），距今已1300余年，屡遭时艰，却绵延保存至今，先后(xiānhòu)有200多位文人雅士为它著书立说。 石鼓(shígǔ)在唐代时关注者虽多（如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韦应物、杜甫、张籍、韩愈、苏勖、张怀(zhānghuái)瓘等），可韩愈建议将其迁至长安保护，却未成功。被风吹日晒(fēngchuīrìshài)了(le)两百年后，石鼓在宋代突然成明星，宋徽宗下旨迁至汴梁，不幸赶上了“靖康之变”，又流落到北京，被弃之荒野，却因祸得福，意外躲开金海陵王销毁(xiāohuǐ)“平辽宋(píngliáosòng)所得古器”之厄。1312年，石鼓迁入(qiānrù)国子学（后改名国子监），平静地(dì)度过了620余年。抗战爆发后，石鼓“南迁”复“西迁”，两遭严重车祸……石鼓终于回到北京时，又因种种牵扯，留在了故宫。 如今，游客可在宁寿宫建筑群的(de)珍宝馆内看到石鼓，被列入第三批《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清单》，但在这组“国之重器”身上，仍有太(tài)多的谜：制于何时？为什么(wèishénme)要造它？为何如此珍贵？该怎样去欣赏？……本文主要(zhǔyào)依据官波舟先生的《石鼓文诠释》一书，以及彭海军先生的《抗日战争时期石鼓迁藏(qiāncáng)考略》一文，试作解读。 故宫藏明拓(cángmíngtuò)战国石鼓文册为什么制成鼓状？ 石鼓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，武德年间（李渊的(de)年号）说较佳。 唐书法家窦臮（音如寄，通暨）在《述书赋》中称：“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，并作鼓形，上有篆文(zhuànwén)，今见打本（拓片）。吏部侍郎苏勖（音如蓄）记卷首云：‘世咸言笔迹存者(cúnzhě)，李斯最古，不知史籀（音如宙，籀文是一种古代字体，即(jí)大篆）之迹，近在关中。’”这是石鼓(shígǔ)的(de)最早记录。 苏勖逝于唐武德年间(niánjiān)，石鼓出土不会晚于此。 石鼓是10个刻有文字的鼓状花岗岩块(kuài)，高约90厘米，直径约60厘米，每个重约一吨。据刻文前两字，命名为：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水、吴人、吾车、汧(qiān)（音如千，汧河即今陕西省的千河）殹（音如亿，意如也、兮）、田车(tiánchē)、銮车、霝(líng)（音如零，意为飞溅）雨。 为什么(wèishénme)制成鼓状？郭沫若先生认为：“这应该就是游牧生活的(de)(de)一种反映。它象征的是天幕，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，今人所谓(suǒwèi)蒙古包子。”他表示，石鼓造于秦襄公（？—前766年）时，秦人离游牧阶段不远。 官波舟先生则认为，石鼓应制于秦惠文王称王时，即前(jíqián)325年，石鼓是祭品。有(yǒu)学者认为，石鼓应称“发现”，而非“出土”，但秦人祭礼独特，“祭天曰(yuē)燔（音凡，意为(yìwèi)烧）柴，祭地曰瘗薶（音毅埋）”，“既祭，埋藏之”……唐以前无石鼓记录，可见它应被埋起来，很难看到，称“出土”无误(wúwù)。 如石鼓造于秦惠文王，此时秦的国力已强，秦人(qínrén)早已不住“蒙古包子”。把祭品做成鼓状(gǔzhuàng)，可能是图省事——石材来自附近河滩，早被谁冲击成鼓状，没必要改成(gǎichéng)别的。 石鼓震撼唐代文人圈(quān)，“虞（世南(shìnán)）、褚（遂良）、欧阳（询）共称妙墨”，官波舟认为原因有六： 一是(yīshì)甲骨文、金文皆刀刻或铸造；石鼓文则有了笔意，呈现出书写味(wèi)。 二是甲骨文(jiǎgǔwén)、金文偏旁部首随意性强；石鼓文则偏旁部首固定(gùdìng)，规范严格。 三是甲骨文、金文中羼有象形字(xiàngxíngzì)；石鼓文已线条化，蜕尽象形痕迹。 四是甲骨文、金文或圆或扁；石鼓文已接近(jiējìn)方块字。 五是(wǔshì)甲骨文(jiǎgǔwén)、金文结体多变，或疏或密；石鼓文的结体严谨，有了章法。 六是甲骨文、金文线条或粗或细；石鼓文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(jīběnyízhì)。 在汉字发展史上，石鼓文承上启下，此外，它还是上古文学史的(de)见证者(jiànzhèngzhě)——石鼓文中《吾车》与《诗经(shījīng)》中《车攻》《吉日》颇有相同处。郭沫若(guōmòruò)说：“石鼓诗不仅提供了一部古代文学作品(zuòpǐn)的真实宝贵资料，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。” 石鼓文“重法(zhòngfǎ)”，后来开新者(kāixīnzhě)、复古者都能拿它当借口。宋代(sòngdài)诗人梅尧臣认为：“历秦汉魏下及唐，无人著眼来形相。村童戏坐老死丧，世复一世如鸟翔。”石鼓文打破了这一凝局。 806年，韩愈上书，请求将石鼓移入太学珍藏，却未被批准。韩愈写过《石鼓歌》，痛斥陋儒当道，“方今太平日无事，柄任儒术崇丘轲(chóngqiūkē)。安能以此(yǐcǐ)尚论列(lùnliè)，愿借辩口如悬河”。 818年，名臣(míngchén)郑余庆把石鼓移到凤翔孔庙存放，出土近(jìn)200年的石鼓终于有了遮风避雨处。 石鼓文赵明诚的思路(sīlù)有点怪 唐末至宋初(sòngchū)，中原战乱，石鼓遗失。 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时，找回(zhǎohuí)9件石鼓(shígǔ)，安置于府门庑下，“外以木棂护之”，惟缺“乍原(zhàyuán)”石鼓。传说宋仁宗偶读韩愈《石鼓歌》，大感兴趣，令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，司马池凑不齐，便交上仿刻的(de)“乍原”石鼓蒙事，被宋仁宗识破并治罪。 此说不确(bùquè)，司马(sīmǎ)光说“吾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”，司马池为官(wèiguān)清廉，且能力出众，深得宋仁宗信任。将石鼓迁至汴梁的不是宋仁宗，而是宋徽宗。 苏轼(sūshì)科举成功后，首任期（三年）也在(zài)凤翔，趁机精研(jīngyán)石鼓文。石鼓上原有700余字，北宋时“其可见者四百六十五，不可识者过半”，元代只剩386字，明清又减至310字。可苏轼竟“钩”出657字，在所有版本中最(zuì)多。 学者(xuézhě)韩立平认为(rènwéi)，当时“读书”与“读律”两派激烈对立，而苏轼“读书万卷不读律”。苏轼认为，“新政”弊端在于“用法太密而不求人情”，想(xiǎng)借石鼓文研究，重振(zhòngzhèn)“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，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”的(de)(de)古代风范，坚持渐进式变革。当时学者普遍认为石鼓是周宣王下令造的，周宣王是中兴之君，打败了强劲的外敌，成为儒家寄情的最佳对象。 宋代(sòngdài)富而不强(bùqiáng)，读书人有强烈的现实关怀，但只会从故纸堆中找方案。 赵明诚便从石鼓中(zhōng)看出了奇怪的“大学问”：“余观秦(qín)以前碑刻，如此鼓文及《诅楚文》、泰山秦篆皆粗石(cūshí)，如今世以为碓臼者，石性(shíxìng)既坚顽难坏，又不堪他用，故能存至今。汉以后碑碣，石虽精好，然亦易剥缺，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类。” 赵明诚以为，石鼓得以传承，因只用烂石材，无二次利用价值(jiàzhí)，可见“古人用意深远，事事有理(yǒulǐ)”。 此说无据，宋仁宗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金石学家向(xiàng)传师看到一张“乍原”石鼓(shígǔ)的拓片，知其尚在人间，立即多方(duōfāng)打听。拓片来自太氏家族，太氏家族所在村庄因(yīn)瘟疫，已荒芜，经持续不懈努力，向传师终于找到“乍原”石鼓，可惜上半部被削去，下半部则被掏成臼，用来舂米，好在鼓上仍保留了四行文字。可见，石鼓可以(kěyǐ)再利用。 北宋大观二年(nián)（1108年），宋徽宗将石鼓(shígǔ)调运至汴梁，藏在太学。宣和元年（1119年），徽宗又下令将石鼓搬入内府，存于(cúnyú)保和殿稽古阁，并在字口中填金，设围栏防护。 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金兵攻占汴梁，石鼓(shígǔ)与大量文物被劫至今北京，金人(rén)刮走了嵌入的黄金，将石鼓遗弃在大兴荒野。文物失散是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痛(tòng)，《容斋随笔》的作者洪迈任贺生辰使时(shǐshí)，刻意向金国使节询问石鼓的下落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无报”。 洪迈曾写《石鼓诗》，末句感慨(gǎnkǎi)：“致主有心歌小雅，汗颜(hànyán)无术下登三。”意思是想像小雅中歌颂的那样建功立业(jiàngōnglìyè)，却没才能达到更高境界。 金正隆三年（1158年），完颜亮下令销毁(xiāohuǐ)“平辽宋(píngliáosòng)所得古器”，幸石鼓早被遗弃，官方亦不知它在何处，使它躲过了一劫。元代大德十一年(shíyīnián)（1307年），大学士虞集在泥草中发现石鼓，元皇庆元年（1312年），迁(qiān)石鼓到今国子监大成(dàchéng)门下，此后600多年无播迁。 差点没上“南迁(nánqiān)”名单 明清时，石鼓成(chéng)“千秋法物”，权力垄断了相关操作。 据(jù)学者施安昌在《乾隆(qiánlóng)与石鼓文》一文中钩沉，乾隆从39岁到80岁，多次为石鼓写诗、制帖、办文会。39岁时，乾隆拓石鼓文一份，并作《石鼓歌》，命(mìng)蒋溥(jiǎngpǔ)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和一首，装入精美木匣，供奉在皇帝听政的乾清宫。 73岁时(shí)，乾隆得石鼓文的元拓本，是当时(dāngshí)所见(jiàn)最早拓本，乾隆据此写了详细的校碑记录，并让和珅、梁国治、刘墉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埴、金士松、赵秉冲作诗跋(shībá)。79岁时，乾隆令仿刻石(kèshí)鼓。80岁时，仿刻完成，一套放在国子监孔庙大成门外，一套藏在承德避暑山庄。 通过这些操作，乾隆(qiánlóng)娴熟地扮演“述古(shùgǔ)兴贤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崇文”的形象。 1933年4月(yuè)19日，安居800多年的石鼓再次离开北京。据学者彭海军钩沉，早在1932年9月，江瀚、徐炳昶、马衡(mǎhéng)、朱启钤等30余位学者便在讨论“文物南迁”。当时(dāngshí)社会上不乏反对声，胡适、鲁迅、周养(zhōuyǎng)庵等皆然。学者黄文弼提议，可效欧洲，将北平划为文化区，不驻兵、不作军事根据地构想，期待日军(rìjūn)遵守国际公约。 基于1860年英法联军(yīngfǎliánjūn)火烧圆明园、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颐和园等惨痛教训，国民政府行政院最终决定“文物南迁”，当时石鼓不属于故宫博物院(gùgōngbówùyuàn)，初期没列在南迁名单中，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庄严回忆：“第一批箱件运走后……有一天，我(wǒ)忽然(hūrán)奉到院长的密令，要我去安定门内国子监将两庑石鼓装箱……这(zhè)真是一件晴天霹雳，既重大(zhòngdà)又困难的课题。” 它们是故事(gùshì)最多的石头 石鼓重，且“时间久远，石皮和石心已经逐呈剥离之状，稍有不慎，文字石皮就会(huì)碎落”。经反复研究，决定先用蘸水高丽纸填入石鼓缝隙，此(cǐ)一道工序，就干了近(jìn)一个月，然后用高丽纸包裹四五层，继而用细麻绳扎紧，用厚绵纸裱糊，再用粗(cū)麻绳捆绑，外裹三四层棉被，放入特制木箱，以稻草塞紧，致“每鼓重逾两吨(liǎngdūn)”。10个石鼓加《石鼓文(shígǔwén)音训》刻石，共11大箱。 在(zài)迁移中，有追兵、轰炸、火灾等险，石鼓一路封闭(fēngbì)，1937年12月到石鼓发现地宝鸡县，特意开箱启封，在县政府大门口展示(zhǎnshì)3天。 抗战结束后，文物回迁，遇两次车祸(chēhuò)：一是在江津县(jiāngjīnxiàn)广兴乡，方向盘(fāngxiàngpán)拉杆断裂，车翻入稻田，好在“石鼓箱仅仅是外面沾满(zhānmǎn)了泥”；二是距酉阳20余公里的高坎子，车冲下山坡，附运的家具被摔坏，石鼓箱破裂，竟然无损。 坊间传说，石鼓(shígǔ)差点去台湾，因轮船(lúnchuán)超载，临时留在码头。其实，石鼓没上迁台名单，一是仅5家单位有资格派专家参与名单讨论，石鼓不归(bùguī)其中任何一家；二是石鼓重，不符合“小而精”的标准。 石鼓一直在南京仓库中(zhōng)，直到1950年初运回(yùnhuí)北京，当时国子监正办训练班，空间不足，暂(zàn)放在故宫，考虑到国子监今后没学生，文物局决定，石鼓和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永久留在故宫。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的底座(dǐzuò)仍在国子监。 故宫石鼓馆在皇极殿东(dōng)庑房，逛珍宝馆的游客很容易忽略它，但那里有中国故事最多的10块大石头(dàshítou)，历经千年奔波、艰险、离散和苦难，它们仍(réng)屹立在那里，讲述着岁月风雨无法抹去的顽强。（责任编辑(zérènbiānjí)：沈沣） 来源：北京晚报·五色土(wǔsètǔ)